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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围棋

2013-4-9 4:08:02 责任编辑:广东省棋类协会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在时代剧变的同时,中国围棋也正进行着除旧布新的变革。清末、民初间,正值中国围棋的传统“旧法”(置有“座子”的旧式棋法)与“新法”(废除“座子”的现代棋法)交替的时期。随着中日棋手之间的接触交流,在棋界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棋艺的新风。在提高棋艺方面,生活在这一特定时期的中国棋手不仅有与日本棋家交流的机会,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日本棋谱可资借鉴,比单纯效法古谱的清末棋手肯定有利得多。所以,民国期间中国围棋水平比清末有所提高,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出于复杂的社会原因,民国围棋进步的速度仍相当缓慢。

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此时中国人民并未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国家也没有获得真正的统一。在前后近40年的民国时期,内战、外战、大小军阀混战蜂起。这样多变、多难的时局势必严重影响包括围棋在内的各种文化、艺术的发展。因此,尽管民国棋手已接触到比较先进的棋理,又对围棋振兴怀有强烈的愿望,然而,处在这样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的才智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旧中国政府也从未为提高围棋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下展示的民国棋界状况,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经济收入方面,民国棋手主要靠“赌彩”、“帮彩”与传授棋艺。这种相沿已久的旧生活“模式”虽然也促使他们比以上层文人为主体的清末棋手重视棋艺进修,但此时民贫国匮,单纯以艺谋生,将显得十分艰难。所以多数棋手仍要兼有它职,才能维持温饱,一旦时局变化,他们还要为衣食走南串北。由于生活得不到保障,决定了棋手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严重妨碍了民国围棋的进步。

民国时期没有全国性的围棋组织,也没有由国家机构创办的棋社、棋院。重要围棋交流通常只能在供来客对局的大小茶楼(馆、室)与棋会、棋社(包括由地方棋手联合组织的棋会、棋社,私家举办的棋会,棋社)等场所进行。这类茶楼、棋会属于私家经营,基础比较薄弱,一旦遇到实际困难,就随时可能倒闭。但在漫长的旧中国时期,它门就是中国棋手切磋棋艺的基本阵地。

民国年间知名棋手主要聚集在大型城市进行交流。因为大城市不仅是文化、经济的中心,而且拥有多层次的棋艺爱好者,棋手在这里也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可是,知名棋手都走向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棋手就难免囿于见闻,不利于地方围棋活动的开展。这一现象,直到三十年代后才稍有改观。但就全国而言,围棋普及的程度仍十分低下。

民国时期从未举办全国性围棋竞赛,以致不同地区的棋手很少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到了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地方围棋组织不断增多,围棋活动比较频繁,开始进行跨越地区的城市之间的围棋比赛,并有进一步向全国性围棋竞赛发展的趋势。旋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各地棋友星散,组织大型比赛自然更无希望。

民国时期出版的围棋书谱与有关著作种类繁多,大致分编译日本棋谱、介绍中日交流对局、翻印古谱,以及围棋笔记、棋话等,涉及面相当广泛。另外,由于民国时期报刊盛行,为宣传围棋提供了方便;少数围棋组织还出版围棋定期刊物,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是,不论报刊围棋栏或是定期围棋刊物,都因社会动荡,无法长期坚持。

在民国时期,只要时局相对稳定,围棋活动就呈现上升的趋势。例如:二十年代前期的北京,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等,都曾在短暂的安定环境中涌现许多名手和大小围棋组织,也冒出一些才能出众的青少年棋手。足见在广大群众中对开展围棋活动蕴有很高的热情,民国棋手也为推动围棋的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可是,在政治腐朽、民生艰难的旧中国,这样的“兴旺”终究不能长期维持。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内仅有少数棋手达到专业四段的棋力,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

1.中日围棋交流

民国建立直至四十年代初期,来访我国的日本棋手络绎不绝,其中,除少数属于旅游性质或在中国侨居外,多数均由我国棋界支持者聘请前来。通过棋艺交流,加深了两国棋手之间的友谊,也促使中国棋艺不断提高。据现存资料作不完全统计,除高部道平从1909年至1924年间屡次来访外,还有十几位日本棋手来访。

影响较大的来华访问有:

1918年,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六段)访北京,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初段)亦随同前来(见日本林裕《大正围棋史年表》)。翌年,广濑与岩本薰又同访上海,当时上海名手张澹如、潘朗东、吴祥麟等与广濑对局被让3子,与岩本对局被让先二,可见此时我国围棋水平仍然低下。

1919年5月,日本濑越宪作(五段)来青岛漫游,因由驻华日本某军官的介绍,濑越前往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濑越在京与中国棋手汪云峰、伊耀卿、顾水如等屡次对局,濑越归国后,发表《支那之棋界》,对近代中、日围棋交流经过,中国棋界支持者与知名棋手,中日围棋规则的差异均有阐述。此后,濑越长期留意中国棋界动态,接连发表了《中国棋界之现状》、《西车南船游记》、《访问中国》等多篇文字,热情宣传中国围棋的进步。

1919年秋,段祺瑞与当时财政总长王克敏集资聘请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来访。秀哉到北京后,除与濑越宪作下了半局表演棋外;其余均下让子棋。随后秀哉又应南方名手的邀请,来到上海。这是民国时期日本“名人”唯一的一次来访。从现存记录来看,当时中国名手善耆、顾水如、潘朗东、何星叔及段祺瑞等均被秀哉让3~4子。据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记载,秀哉于9月27日离日本来访,11月24日归国。

1920年夏,日本加藤信(五段)来访上海,南方名手范楚卿、潘朗东、方金题、何星叔、吴祥麟、唐善初、王子晏、刘俨廷、宋怀仁等先后受到他的指点。

1921年春,日本铃木为次郎(六段)经新加坡来到上海,在张澹如宅居住一月有余与上海棋手张澹如、何星叔、潘朗东、吴祥麟、王子晏、陶审安等广泛交流。上海名手陶审安奉铃木为师,经常向他请益。铃木归国后,仍与陶继续书信往来,双方曾就古代“围棋十诀”的内容进行反复研讨,并试行文字上修饰与订正(见《东瀛围棋精华》、《围棋》)。

二十年代初、中期,日本棋手赤岩嘉平(三段)、安藤馨(三段)、山平寿(四段)、都谷森逸郎(五段)等先后在上海交流。此间,中国王子晏棋力剧增,他与日本棋手对局中获得很高胜率(见胡沛泉《围棋纪录·故王子晏对局自留棋稿总统计》)。

1926年8月,日本岩本薰(六段)、小杉丁(三段)来访。8月20日,岩本薰在北京富户李律阁宅与年仅12岁的中国少年吴泉(清源)对局。吴在初让3子的条件下战胜了岩本,改让2子后,吴少年始以微差致败。3天后,岩本薰又在李律阁宅让汪云峰及刘棣怀2子对局,岩本战胜了汪云峰,但负于刘棣怀。顾水如、王子晏、刘棣怀、吴清源等棋手的涌现,证明中国棋界已逐渐换上了一代新人,岩本薰归国后,发表《支那漫游记》一文,记述了与中国棋手切磋的实况。

1927年冬,日本井上孝平(五段)前来北京与此时已有“神童”之誉的吴清源对局,初由井上让吴清源2子,连弈2局,井上均因形势被动打挂。于是井上主动提出将棋分改为让先。继而再弈3局,双方1胜、l负、1打挂。井上局后,对吴清源的棋才惊叹不止,发表感想说:“他(吴)已知道日本人所弈的棋形,而且隐约看出他有改进日本棋形的迹象。”这无疑是对吴少年棋艺才华的高度评价。由于岩本薰、井上孝平等日本棋家归国后广泛宣传,吴清源的才能终于引起中、日棋家的关注。

1928年9月,日本濑越宪作派遣他的弟子桥本宇太郎(四段)前来北京,进一步考察吴清源的棋力,结果吴清源执黑2局连胜。同年lO月,在中外友人的协助下,吴清源东迁日本深造,后来终于成长为名满天下的大国手。

1929年7月,日本濑越宪作(七段)、桥本宇太郎(四段)来访上海,与上海棋手张澹如、吴祥麟、潘朗东、王子晏等切磋棋艺。此间,王子晏执黑对桥本的一局棋弈了3天,费时15小时以上,始以和局告终(见濑越宪作《西车南船游记》)。

1930年7月至8月,日本筱原正美(四段)、小杉丁(四段)来访上海。上海上场棋手有王子晏、潘朗东、刘棣怀、魏海鸿、陈藻藩、张澹如等,阵容相当雄厚。对局虽然均由中国棋手执黑先行,但日双方竞争激烈,胜负之数往往在毫厘之间,而屡次出现一局棋连弈两三日的现象,可见中国一流棋手已对日本四段棋手构成威胁(见日本小杉丁、筱原正美《中华棋坛访问记》)。

1934年5月至7月,日本木谷实(六段)、吴清源(五段)、安永一(日本棋院编集总长、当时四段)、田冈敬一(当时初段)来访上海、无锡等地。此时木谷与吴清源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由他们共同创造的“新布局”风靡一时,对中国棋界也有巨大影响。我国名手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王幼宸、雷溥华、张澹如、张恒甫、沈君迁等先后登场。其中刘棣怀、顾水如曾执黑战胜安永一,魏海鸿在被让2子时曾胜木谷实,但在被木谷、吴让先的对局中全部败北。这一战绩,证明当时中国棋手尚不具备冲击日本一流棋家的实力。

1942年10月,日本濑越宪作(八段)、吴清源(八段)、桥本宇太郎(七段)、井上一郎(四段)一行来访,曾与上海、南京及北方南下棋手交流。此间正值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尖锐,但懒越一行访问期间曾向部分中国棋手赠送“段位”,对中国棋界产生了影响(见桥本宇太郎《日华手谈》)。

民国时期,原先一直在低谷徘徊的中国围棋终于摆脱了传统着法的束缚,提高了艺术境界,这与日本棋手的来访、指导,以及日本先进围棋技术的引进,有着紧密的联系。当然,由于民国时期国情复杂,少数日本战争罪犯曾违背人民意志,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极其严重地破坏了包括棋手在内的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尤其是1937年至1945年间,这是中、日交流史上“只留下流血和破坏的最坏的八年”(引自日本滕加礼之助《中日交流二千年》)。此间,沦陷地区虽然也曾出现以伪政权名义建立的棋院,如1941年在伪“满洲国”新京(长春)成立的“满洲棋院”,1943年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华北棋道院”,以及在青岛、鞍山、汉口、开封等地先后设立的“支部”或“俱乐部”,实际上这都是些受日伪操纵的围棋组织(见日本1942年版《大手合精选·棋界一年》、日本林裕《围棋百科辞典》等),其目的也不在于宣扬棋道。但从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往史来看,唯有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围棋在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与沟通情感方面,无疑起有积极的作用。围棋由中国传向日本,反过来中国棋手又向日本棋手学到很多有益的棋理与知识,这对中国围棋的发展与围棋走向世界,都具有深远意义。

2.棋界的“南北护法”

民国时期政治中枢腐败无能,内战频仍,国家无力倡导和支持围棋事业。因此私人赞助围棋曾起到不小的作用。当时有两个人,或有权势,或有钱财,在自己家中招揽天下棋客,积极促进中日围棋交流,对于维持华夏神州的棋运,作出较大贡献。这两个人即是北京的段祺瑞和上海的张澹如,当年被棋界人士誉为“南北两大护法”。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继袁世凯之后掌握北洋军阀政府大权、号称“北洋之虎”。段祺瑞虽有这个浑号,但若以为他是粗犷彪悍的绿林汉子。那就错了。实际上他是一个文静深沉、能诗能文的人。段祺瑞酷嗜围棋,也喜欢敞开家门招待南北棋客。因此在他权势显赫,炙手可热的时期,他的府邸(北京东绒象鼻子后坑),过往围棋高手川流不息,颇有“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之感。凡段氏门下常客,每月咸有津贴,足以维持一般生计。

关于段祺瑞的棋力,诸方说法不一。不过在当时却有“殿样棋”的称号,所谓“殿样”乃是流行日本棋界的一种调侃语,含有唯我独尊之意。他有个习惯,每逢星期日六点左右便步出内室,与府邸的棋手下棋,或观看棋手之间的对局,然后请大家共进早餐。他行棋时落子如飞,直感力很强,同时他的自尊心也比常人强出几倍,输棋便恼。这一点棋客们尽人皆知。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他门下的棋客原来都忌些颇负时誉的高手,但为了不扫他的兴致,常常卖个破绽,故意败下阵来。老段亦沾沾自喜。据说他下棋往往采用一种模式:布局时相互围空,中盘时双方围空基本完成,老段便猛然打入对方空内,只求活一小块便罢。老段称之为“花园里面建小舍”。每逢此时,对方总是左右为难,既不敢将打入的棋子吃掉,又不敢在段总理的宝地上动士,因而老段便成了常胜将军。

少年吴清源经名手顾水如介绍,也成为段门座上客,并且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100元的补贴。他曾与段总理下过一局棋,老段仍旧象平时那样蛮横无理、盛气凌人,满不在乎地走出无理着法。吴清源毕竟是个孩子,童心未泯,也就毫不客气地拼命追杀,结果将段总理的棋大部分吃掉。当时在场观战的棋手和随从们都捏着一把汗,最后老段无奈,只好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没露面。可怜那天大家连照例的早饭都没混上,只好饿着肚子回家。吴清源也被顾水如训斥了一通。从那以后,段祺瑞再也不找吴清源下棋了。尽管如此,每到月底,吴清源去求取百元的补贴时,老段依旧照数发给。

段祺瑞下棋时的唯一克星是他的儿子段宏业,此人棋术高强,能与座上的一流好手一争短长。当父子两人下棋时,儿子明知父亲好胜,偏不买账,下手毫不留情杀个痛快,往往惹得老段勃然大怒。据说有一次段宏业在外地,老段突然通知说要见他,儿子不知发生了什么急事,匆忙乘火车长途跋涉赶回北京。谁知老段二话没说,先和他下一盘棋,结果儿子又胜老子。老段推枰而起,骂小段说:“你小子除了下棋没别的能耐,马上给我滚回去!”

当年出入段公馆的国内高手,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张乐山,汪耘丰、顾水如、吴清源外,还有刘棣怀、雷溥申、雷博华、金亚贤、崔云趾、王幼宸等人。这些人都是职业棋手,但也大多以担当秘书或嘱托为名受骋,出入权贵者的府邸。这样在北京的段公馆内,也就形成了一个全国围棋活动的中心。

段祺瑞不仅在自己手下聚集了不少国内的围棋精英,还时常聘请日本高手来华,进行棋艺指导。1918年秋,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治郎六段来访,同来的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初段是个未满17岁的少年,他同老段对弈时也有失“恭敬”,事后被广濑训斥了半天。1919年5月,日本濑越宪作五段来我国青岛施游,历时约两个月,夏秋之交前往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欢迎接待。彼时濑越年富力强,技艺高超,让子棋尤为出色。名手如汪耘丰、伊耀卿等均被让至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布局,独能受二三子对局。与此同时,段祺瑞又邀请日本“本因坊”秀哉来北京,成为当时轰动的事件。其间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纠纷,当段祺瑞与秀哉对弈时,老段仍要拿白棋,秀哉不肯,坚持必须让子。争到最后,老段虽然同意让子,却死抱着白棋不放,结果就在棋盘上摆上两枚白子。对局前,也有人劝秀哉手下留情,秀哉不答应,说“回去不好交待”。结果秀哉连胜三局。同年11月,秀哉准备启程回国,向北洋政府讨取原先说好的盘缠,老段给他来个闭门不见。秀哉无奈,只好托人说合,约老段再战一盘,故意输棋,换得3000元路费。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命令卫队向北京反帝爱国的示威群众开枪,伤亡百余人,一手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4月,他终于被国民军赶下台,黯然退居天津寓所,结束了军阀的政治生涯。段门的棋士们失去了庇护和接济的靠山,只好各奔东西自谋生路。刘棣怀飘零四方、雷溥华闭门养病,金亚贤颐和园售票、崔云趾开起茶馆,号称天下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后来也回到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急欲在华北物色汉奸傀儡,段祺瑞因有亲日的背景,自然成为侵略者笼络的对象。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迎他南下,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段祺瑞移居上海,总算成全了民族大节。1934年,段褀瑞在上海又一次广召天下棋客,短短数月,段公馆内又形成新的围棋中心,那些老的段门棋客重新聚集到段祺瑞身边。老段此时虽然只是寓公,但他广有钱财,依旧每月给棋客发津贴。棋客们对他也是敬畏如昔,顾水如有一次请老段授他二子,决战三局赌彩,结果竟以一胜二负败北。汪耘丰从北京跑到上海,请老段授他三子,竟一胜一负。老段喜出望外,顺手掷下1000元谢礼。就在这一年,旅居日本的吴清源回国游访,在上海见到段祺瑞。老段知道吴清源在日本声誉日隆,并要加入日本国籍,不禁深为动容。不久他去庐山养病,见到蒋介石,向之建议提倡围棋,召回吴清源,否则中国的围棋将愈发一蹶不振。蒋介石哪有这种雅性,只是口头敷衍几句,过后也就不了了之。

段祺瑞一生的所作所为,大都可以否定。唯独倡导围棋、支持中日围棋交流,作出有益的贡献。对此,陈毅副总理曾说:段祺瑞之为人不足取,但有一点可取,就是爱好下棋和提倡下棋。对段祺瑞在围棋方面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张澹如,名鉴,浙江吴兴南潯镇人。其上代以经营丝、盐起家,为南浔刘、张、庞、顾四大巨富之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但澹如能成为民国时期棋界护法,不仅仅因为他财力雄厚,而且他还有一些政治背景。他的哥哥张静江,早年曾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从事推翻满清的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张静江以“党国元老”的资格,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静江从小跛足,不良于行,人称“张跷子”。在日本尝从长滨彦八四段学棋,后与高部道平受四子。他有时在上海的寓所举行棋会,招待中日棋客。由于两腿瘫痪,不能起立,在室内坐轮椅而行,周旋于棋客之间。

张澹如则比乃兄更热衷于围棋,他的棋力不弱,落子迅捷不加思索,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澹如于国内棋界交游极广,每日在上海威海卫路自建洋房内招待棋友,从下午2时起,供应丰盛晚餐,来者不拒,但亦以高手及知名人士为限。国内棋客来沪之熟稔者,常按月致送津贴,资助生活,使之能够潜心研究棋艺。例如嘉兴名手王子晏初到上海,澹如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但只是挂名支薪,使子晏成为从事棋艺的“专业”棋手。对于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高手,可谓功德无量。澹如还创办围棋组织,邀集新老棋手会弈,并设对局彩金,胜负略有差别,由账房逐日登记按月分发。使棋客既有一定收益,又有高手指导,技艺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不仅如此,澹如还有意识地广收日本棋谱,提倡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他经常邀请和接待日本高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促进中日围棋交流。例如1929年7月瀨越宪作,桥本宇太郎访问上海,1930年4月小杉丁、篠原正美访问上海,都由张澹如在家室接待,并安排与中国棋手对局。

出入张门的“职业”高手,除王子晏外,还有魏海鸿,潘朗东、吴祥麟、陈藻藩等人。由于澹如的鼎力支持,在二三十年代,对上海围棋的发展,起过相当的作用。

当棋界两大“护法”声势鼎盛时期,南北知名棋客,不入段门,即入张门。实际上形成两大围棋活动中心。开始时界限分明,彼此之间也进行过激烈角逐。20年代末,王子晏高踞南方棋界首席,无能匹敌。北方棋界颇不服气,曾推派顾水如南下挑战,未能得利。1930年又推派刘棣怀南征,获得快胜。刘棣怀不打谱,不用常规,以扭杀见长,素有“刘大将”之称而蜚声北地。他知子晏布局定式极熟,官子尤楛,若按部就班,平稳弈去必输无疑。所以一上来就扭住厮杀,子晏素来认真,往往白日鏖战,夜间还苦思冥想,不能成眠。但他患有肺疾,体力不支,结果被刘棣怀打下擂去。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两大“护法”先后衰落,南北棋客串连日久,彼此互相影响声援,界限也逐步沟通。段祺瑞于1936年去世,张澹如也因体弱多病,于40年代初期杜门谢客。自此之后,国内知名棋客失去两大靠山,生活艰难,各奔东西,自谋生路,棋坛的情况愈显凋敝。

总之,民国时期,我国的围棋衰落,“振兴”二字是谈不到的,但是在二三十年代,依赖段祺瑞和张澹如的赞助支持,尚能维持一种小康的局面。在政府方面无力顾及围棋事业的情况,这种私人的贡献更有其难能可贵之处。

3. 围棋活动场所及竞赛

民国时期,由于没有国家创办的大型棋社、棋院,茶楼(馆、室)、棋会(社或俱乐部)就成为棋艺爱好者的主要活动场所。凡围棋普及面较广的地区,这类茶楼、棋会也相对地比较兴隆。成为不同层次的围棋爱好者聚会的中心。

茶楼面向群众,来客不论棋艺高低,均可出入茶楼观摹或对局。有时,知名棋家也坐镇茶楼设擂或下指导棋。但茶楼是以供应茶水为主要营业形式的,很难避免来人过于庞杂的现象。利用围棋进行赌博的情况也很普遍。而且茶楼一般基础薄弱,无论人事变迁还是营业亏损,都可能导致茶楼的倒闭或改业。可是,多数围棋爱好者正是通过在茶楼中的长期切磋,才逐渐步人高手的行列。

民国时期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棋风较盛,这类以接待围棋爱好者为业的茶楼也自然座无虚席。茶楼或设于市区通途,或借用公园建筑一角,或选择风景地区,尽可能为棋手提供适宜于切磋棋艺的环境。其中在民国初期知名的有:北京武进馆一带的“心余弈社”;上海广东路一带的“文明雅集”,上海城隍庙一带的“乐圃阆”、“玉液清”、“春风得意楼”、“四美轩”;南京秦淮河文德桥一带的“得月楼”等。二三十年代间知名的有北京宣武门外的“海丰轩”,东安市场一带的“德昌茶楼”,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什刹海一带的“东和顺”,西城的“会友轩”;上海有福州路一带的“天蟾茶楼”,南泥城桥一带的“龙国茶馆”(见《象棋报·秦淮画舫棋坛沧桑》)。四十年代北京有西城一带的“白塔寺”,东四一带的“益茂大院”;上海有重庆北路的“凌云阁”,金陵西路与钜鹿路交汇处的“品芳茶楼”;无锡有属三阳一部分的“长兴茶楼”;重庆有临江门一带的“世盛斋围棋茶座”等。

棋会(社或俱乐部)的情况比较复杂,根据其性质与形式,大致可区分为由地方棋手联合组织的棋会与私家棋会两类。

地方棋手联合组织的棋会,主要由热衷于提倡围棋活动的地方人士自发组成,与会者一般棋艺已有基础,对局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外来干扰,有时会内还订有会规、章程,标明会员的棋力级别与升降条件,甚至还有明确的棋会“宗旨”。这虽然仅是在小范围内开辟的围棋阵地,但在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使长期任其自流的围棋爱好者凝集成一种“团体”,对地方围棋活动的开展肯定具有促进作用。例如:1922年由邓元鏸、陈覆悦等与成都地方棋手共同创办的“成都围棋俱乐部”,三十年代初过惕生与武汉地方棋手共同创办的“中华围棋社”,1931年薛汇东聚集无锡地方棋手在城中公园池上草堂创办的“无锡围棋社”(见1983年《无锡文史资料·无锡围棋史话》),三十年代中期南京公务人员在南京香铺营创办的“公余联欢社围棋组”,杨寿生聚集苏州地方棋手在苏州贝氏义庄狮子林成立的“狮子林消夏弈社”,抗战前夕崔云趾、过旭初等组织北京地方棋手创立的“北平(京)围棋会”,上海尹澄宇、余孝曾等在汉口路创办的“中国围棋社”,上海棋手在贵州路一带创办的“知音集团棋部”,袁裕成、胡汉波等在蚌埠组织地方棋手创办的“公余围棋社”,抗战时期刘棣怀等联合重庆地方棋手在临江门一带创立的“中国围棋(总)会”,过旭初在安徽屯溪联合地方棋手创办的“东南围棋会”等,均属于这一类。

私家棋会,所指范围很广,它除了由知名棋手主持的棋会、棋社(如三十年代吴祥麟在上海创办的“听秋弈社”,王子晏在上海创办“正风弈社”等)外,还包括由围棋爱好者组织、承办的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围棋交流活动。多数被安排在私人住宅或单位余屋进行,由于举办者财力、社会地位及对围棋支持程度的不同,棋会的规模、影响也大小悬殊。较小型的或仅是少数几人的聚会,如1948年间,上海围棋爱好者徐润周、李德之、赵云浦、陆成爻等曾采取轮流坐庄形式,每星期日邀集名手到私宅对局,同时召集三五同好观摹,就被称为“星期棋会”(见《围棋通讯》)。财力雄厚而影响显著的如:1919年前后,任中国银行总裁的王克敏在北京石老娘胡同私宅举办的棋会,因条件优越,曾先后延聘日本棋家广濑平治郎、秀哉、高部道平、濒越宪作、岩本薰等莅会交流(见日本岩本薰《支那漫游记》及1942年日本《围棋俱乐部·话说中国棋界》)。与此同时、富豪李律阁在北京大方家胡同私宅也设有棋会,不时接待中、日围棋高手前来对局,成为当时北方棋手交流的场所之一。影响更大的棋会甚至足以左右所在地区的棋界盛衰。例如:民国前期由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先后在北京西堂子胡同、府学胡同、吉兆胡同等私宅举办的棋会;南方实业家张澹如先后在上海福熙路、萨坡赛路私宅创建的“上海围棋研究会”。这类棋会的主持者不仅有足够的财力支付与会名手赏金、聘金,使棋手生活得到暂时的安定,而且还能不时邀请日本棋家来访。以至当时海内高手多数都与段、张两家往来,客观上促进了北京、上海两地棋界的繁荣。

上述各种棋会,规模与活动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与旧中国的茶楼一样,都很难长期坚持。例如三十年代兴起的“公余联欢社围棋组”与“无锡围棋会”已经具有规模,经常开展交流活动。可是,待到1937年抗战爆发,顿时棋友星散,棋社无形瓦解。即使如段祺瑞把持的棋会(段1933年由天津移居上海,棋会又曾兴旺一时),延续至1936年11月段病殁后,棋会也自然消失。当时报道:“现在我们围棋高手们自段合肥(祺瑞)一瞑不视之后,惶惶然有曙后孤星之感。”(引自1938年陶菊隐《从下棋讲到做人》)可见仅靠少数人的财力物力维持棋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它们也无法改变“一曝十寒”的中国棋手的实际生活状况。

民国时期的围棋竞赛,主要由棋会或棋手自发组织,因此多数只在市、县以内的小范围内进行。三十年代初期,一度出现如“苏(苏州)锡(无锡)围棋联欢会”等跨越地区的棋会之间的对抗赛。水平较高的当推1935年6月在南京举办的“京(南京)沪(上海)埠际杯赛”。当时南京、上海两地名手顾水如、刘棣怀、冯震、过惕生、张恒甫、朱叔庄、宋温善等均登场角逐,这样颇具声势的比赛在民国时期是相当罕见的。待到抗战前夕,南京“公余联欢社”负责人又曾筹备大型全国围棋比赛,终因时局陡变,未能实现。所以,民国时期的竞赛始终属于中、小类型.不易引起人们的注目。而真正受到重视的对局当推著名棋手之间与声誉相关的对局或升降棋。如1927年问顾水如、王子晏对局,1929年冬刘棣怀、王子晏对局,1941顾水如、魏海鸿十局等。

从茶楼、棋会、竞赛等方面情况分析,民国围棋显然还处于落后的状态。但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围棋活动却能如此绵延不断、屡废屡兴,这除了它本身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外,广大民众间无疑蕴有支持围棋活动的巨大潜力。

4.军、政、文艺界人士与围棋

民国时期,围棋所蕴含的丰富哲理及辩证法已逐渐为人们(主要指知识界及上层社会人士)所认识,民间棋艺交流有所发展,不少政治家、军事家都爱好围棋。围棋活动的普及面明显超过了晚清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不少中国人旅居日本(包括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志士),他们与日本人民共同生活。中日习俗素称“千里同风”,而围棋更是两国人民所共同喜爱的。因此,当时中日人民之间“以棋会友”的现象肯定比较普遍。

例如,辛亥革命前驱黄兴就常在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宅对局。准确的记载,见宋教仁《日记》所述。1907年3月间,黄兴就与一位名古河的日本友人对局,双方热战多时,而宋教仁则在一旁看得人了迷。这虽然仅属业余棋手之问的切磋,但也可见中日民间围棋交流有着长远的历史。待到第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再次避难日本。此时,他奔走日本、美洲之间,在日本时间短暂,但还忘不了学围棋。据日本濑越宪作回忆,约日本大正四五年间(1915一1916),黄兴曾向濑越(当时四段)学围棋,同时前来的围棋爱好者还有胡汉民、张静江、戴季陶等著名中华革命党人(见1942年日本《围棋俱乐部》濑越宪作口述》)。

胡汉民与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中棋艺最突出者。据《围棋入门》载,民国4年(1915),张静江投奔日本,寄居热海,此时在东京的胡汉民也前来热海相会。在连续四五天内,双方除寝食与沐浴温泉外,一枰相对,鏖战不休,称一时劲敌。张静江曾受到当时日本四段棋手长滨彦八的指导,棋艺达到日本高部道平让3子的水平。二三十年代间,他在上海私宅举办棋会,招来了不少棋手。

以上只是国民党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位,当时军政界围棋爱好者自然不止此数。如:孙中山、宋教仁、许崇智、李济深、戴季陶、褚民谊、许世英、程天放、周至柔、陈绍宽、宋希濂、蒋经国、陈立夫等,对围棋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中,段祺瑞爱下围棋颇有名气的。早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问,段的周围已聚有一批棋客不时对局。日本高部道平屡次访华,多数是在他的接待下与中国棋手进行交流的。自民国初期至三十年代他的府邸棋手往来不绝。综观段的一生,无疑是个军阀头目,但以他的权势地位,在保护旧中国围棋事业上起了一定作用。另外,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王克敏、邮传部大臣杨士琦,清十代肃亲王、入民国后任民政大臣的善耆等,亦爱好围棋。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亦能围棋。1934年他任伪“满洲国皇帝”时,曾观战木谷实、吴清源对局,并作了记录。

当清末民初间,能围棋的还有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狄葆贤。其中以狄葆贤提倡围棋最力。他曾创办《时报》及有正书局,多次刊印介绍日本先进围棋技术的对局与书谱。

此间,著名画家任伯年、傅抱石、吴友石均曾以围棋对局为题材作画。书法家于右任曾为围棋书谱《东瀛围棋精华》题签。画家黄宾虹对围棋尤有兴趣,他写过一篇《棋理与画理》,称:“棋逢敌手,黑、白之中略分上下,全局生活,筹画均匀,中有势、有联络、有劫、有补、有双关、硬断等法,全与画理处处相关……”认为熟悉棋理对洞察画理颇有裨益。

土地革命战争至抗日战争时期,围棋在物质供给十分困难的解放区扎下了根,并有逐渐旺盛的趋势。尤其是新四军中,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围棋爱好者。

革命领袖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用围棋战略战术来比喻战争。例如,1938年5月,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写道:“……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通过这类论述,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围棋与战争的某些独到见解,而且也说明当时懂得围棋知识的党内干部为数不少。

据了解,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如朱德、李立三、陈毅、贺龙、薄一波、黄克诚、方毅等很多领导干部都会下围棋。而陈毅则是其中提倡围棋活动的代表人物。

作为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陈毅在战争年代建立的功勋是人所共知的,他又多才多艺,即使在体育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兴趣,但他长期以来最喜爱的却是围棋。

1919至1921年间,陈毅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他还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棋艺已有基础。此后,在戎马倥偬的南征北战中,他随身总带有一副围棋。每当作战部署以后,他往往利用间隙,一枰相对,从容手谈。

据当时新四军组织部副部长张凯回忆,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在他的提倡下,新四军的围棋活动日益兴盛。待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军部领导如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彭康,新华分社社长范长江,调研室主任胡立教,敌伪工作部部长刘贯一、副部长李亚农,除奸部副部长刘国斌等,都爱好下围棋。各个师部领导下围棋的也很多。较突出的如第一师师长叶飞、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劲夫、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政委邓子恢、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等。

曾担任陈毅机要秘书的陶旭斌及梁膺庸代部长等回忆,1945年冬,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陈毅担任军区司令员。接着,展开了为时3年的解放战争。此时,陈毅作为卓越的军事家,他善于将打仗的道理运用到围棋上来,也常用围棋的战略战术去阐明军事的道理。如他对部下分析战争形势时,称围歼敌军为“大包围”、“吃大龙”、“穿插分割”等;而当围棋对局时,又将打劫称为“反复争夺”,做眼称为“建立根据地”。将军事术语和围棋术语形象地通用起来,使各级指战员感到了亲切与鼓舞。1943年一次战役胜利后,陈毅和邓子恢饮酒对弈,兴之所至,吟出了一首七绝诗:“围棋花下镇日闲,君醉起舞我欲眠。风动落英香满座,拈花微笑意陶然。”

战争年代,由于新四军中下围棋的人不断增多,有些警卫员、机要员也渐渐成了围棋迷。可是部队中棋具有限,远不能满足众多爱好者的需求,有时只能画纸为盘、席地而坐,另拣些彩色石子或是黄豆、玉米来充当棋子,甚至还有利用红白蜡烛油来制造棋子的。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对局,也别有一番情趣。

国家体委至今还藏有一副陈毅在新四军用过的围棋,这是一位开明士绅邹鲁山在1941年间赠送陈毅军长的。当我们面对这副“将军棋”时,就会联想起陈老总——携带着它出入在硝烟弥漫的战地上的英武形象。

此外,抗战初期晋绥解放区围棋活动也有一定基础。如当时任青年抗战决死队一纵队政委的薄一波,任晋西北行署主任、新军总指挥的续范亭,任120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长的周士第等,均是围棋爱好者。在他们的带动下,不少干部都先后学会了围棋,对局气氛十分热烈。

民国时期解放区及新四军中围棋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这与中共中央领导特别是以陈毅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尽管当时解放区及新四军所在地在物质条件方面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城市还不能相提并论,但有这么多革命干部理解围棋、热爱围棋,那末,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围棋走出低谷已经是早晚的事了。

5.民国时期的围棋著作、书谱

民国时期,围棋著作、书谱比清末有较大发展,日本名手的著作、对局逐渐上升为重点介绍内容。日本围棋理论、日本棋手等级制度、中日围棋交流状况、日本棋界动态等,开始成为中国棋手与棋艺爱好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从民国初期直至三十年代初,编译的日本棋谱主要有《日本第一国手棋谱》(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主要介绍道策等日本古代国手对局),《新桃花泉》(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介绍日本围棋定式),《东瀛围棋精华》(陶审安编译,介绍日本自19世纪以来的名局,由张澹如委托日本东京高桥印刷所刊印),《布局详解》、《围棋布局研究》(日本布局著作,二书均由吴祥麟编译,上海共和书局出版),《丈和弈谱》(即日本棋谱《国技观光》,上海文瑞楼重印),《围棋布局要则》(胡检如编译,过旭初编校,江西建设厅图书馆发行)等。以上书谱,反映了当时所了解到的日本先进围棋技术,深受读者欢迎。其中,《东瀛围棋精华》一书选材较精,评解细致,又附有对局者简介,被公认为编译棋谱中的成功之作。

介绍中日围棋交流的棋谱有《问秋吟社弈评初编》(汪云峰评辑,1917年北京宣元阁印刷,选载日本高部道平与中国北方棋手的对局)和《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选载日本高部道平、长滨彦八等与我国南方棋手的对局,另附有少量顾水如留日时期对局)。这些棋谱将民国初期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如实展示在读者面前,具有文献价值。可是,从二十年代直至抗战胜利间的大量中、日棋手对局,都从未系统整理,仅在报刊偶有披露,以致散失情况严重。

重刊中国古谱,在民国棋谱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其中,以上海文瑞楼印数最多,前后近30种,其中十之七八均是古代棋谱,在普及、宣传围棋方面起了作用。

围棋笔记、棋话是民国围棋著作中别具特色的一部分,较有影响的有黄铭功撰《棋国阳秋》(1917年罗湘黄氏刊本),陶审安以“东篱轩居士”笔名发表的弈话(刊于二十年代《新闻报》),胡先庚撰《绎志斋弈话》(刊于《小说月报》),沈子丞编著《围棋丛谈》(附于沈著《围棋与棋话》中),徐润周撰《近楼弈话》(刊于《围棋通讯》)。这类著作或记述耳闻目睹的棋人棋事,或介绍日本棋界动态,或选编地方文献、史书、说部中有关围棋资料,使读者对围棋常识有较深入的了解,也为后人系统研究棋史提供了材料。

另有上海徐去疾编著的《围棋入门》(1929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此书除阐述一般围棋着法外,还包括当时国内名手、中日围棋等级制度、传统围棋术语、古代围棋艺文的有关著录,堪称是一本比较全面的围棋知识教材。按著者自序,此书脱稿于著者旅欧期间,曾被译为意、英、法文字在欧洲发行,直至著者归国后始在国内付印。据传,这是我国第一册译为西方文字的围棋著作。

民国期间,部分地方棋会、棋手曾编印定期围棋刊物,这对围棋普及、提高无疑有重要意义,但因多种社会原因,鲜有能维持一年以上的。例如:1922年“成都围棋俱乐部”发行我国最早的定期围棋刊物《弈学月刊》(由邓元鏸等编)。在此刊发行后不到半年间,“成都围棋俱乐部”就曾三迁会址:1922年1月设于“总府街福建会馆内”,同年4月迁至“冻青树上全堂南间壁”,旋又迁至“丁公祠三友轩”。仅此一端,就可断定在创办刊物时困难重重。因此,仅发行1年12期。

1937年1月,上海“中国围棋社”编印《中国围棋月刊》(由刘于长、沈伯乐编辑)创刊,曾在南京、北京、杭州、汉口、成都、重庆、沈阳、太原、福州、厦门等全国20个大、中城市出售,一时颇具声势。可是前后仅见7期,就此戛然而止,显然受到了抗战全面爆发的影响。

1948年4月,上海棋手胡沛泉、余世浚发行《围棋通讯》,每月1号,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计12号,每号不足10页。这是民国时期最后发行的围棋定期刊物。

此外,抗战前夕北京的“北平围棋会”,建国前夕的“中国围棋会重庆分会”均曾发行围棋特刊,但期数更少,影响亦小。

以上围棋刊物虽然发行时期短暂,无法反映民国围棋发展的全貌,但因民国年间报刊盛行,而围棋信息又是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之一,所以客观上保存了部分围棋资料,也多少弥补了棋谱、刊物的不足。这些报刊有民国初期至二十年代后期的《时报》、《时事新报》、《生报》、《新闻报》、《北京晨报》、《小说月报》、《雅言》、《艺观》;三十年代前后的《大公报》、《商报》、《前线日报》、《无锡日报》、《新春秋》;三四十年代的《庸报》、《铁道杂志》等,都曾采用各种形式宣传围棋。其中,如三十年代上海张恒甫等选送报刊登载的《豳风·围棋栏》就具有采摭面广(除介绍中日名手对局外,还选载少量德国棋手的对局),选谱、评谱质量较高,又经常登载上海及各地围棋活动信息等特点,具有文献价值,对当时棋界也广有影响。

民国时期发行的书谱(包括报刊围棋栏)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一般棋谱印刷比较粗糙,又限于水平,在编辑方法上也存在次序凌乱、内容贫乏等很多问题,说明当时棋艺出版事业仍处于落后的状态。

6.著名国手

(1)一代大师吴清源

吴清源,1914年生,福建闽侯人。祖上世代作官,但是到他父亲一辈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吴炎曾留学日本,因为喜好围棋,经常出入本因坊村濑秀甫创立的“方圆社”。

吴清源8岁时,父亲开始教他下棋,并让他学习从日本带回的棋谱。10岁时父亲带他到“海丰轩”等茶馆棋室下棋,结识了当时的一些名手。11岁时一些老国手如汪耘丰已不是他的对手,因此被誉为神童。当时在北京有个“日本人俱乐部”,闻听吴清源的声名,邀请他去下棋,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棋力的人,结果吴清源获胜。

在观战者当中有一位日本商人,名叫山崎有民,与日本著名棋手濑越宪作熟识,他写信给濑越,说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后来他作为吴清源的代言人,与濑越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余封,商讨吴清源赴日本留学事宜。

1926年夏天,岩本薰六段、小杉丁四段访问北京。吴清源与他们下了几局棋,与岩本受三子两局全胜、受二子一局输两目,与小杉丁受二子一局胜。结果吴清源的实力被大大证实。消息传到日本后,濑越等人决心促请吴清源赴日。濑越积极奔走,向犬养术堂、大仓喜七郎等财、政界人士游说。最后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委托驻北京公使芳泽全权交涉办理。芳泽去找吴清源的义父、刚从“北京政府国务次官”宝座上退职的杨子安商量。告诉他日本方面的决定:由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作保,以两年为限,每月发给吴清源200元生活费,并彻底考察其才能之深浅。但杨子安以“清源尚是幼童,身体亦非健壮”为由,希望等两年再说。

1927年,吴清源执白胜刘棣怀,名副其实坐上国内第一把交椅。那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来北京,指名与吴清源对局,目的是想试探一下他的棋力。先让二子一局,井上大败,他自认没有力量让二子,又改为让先下三局。第一局弈于青云社,仅137手,井上已明显劣势,被迫封局。第二局弈于李律阁宅,吴清源快胜。第三局弈于张伯驹宅,井上使出浑身解数方始获胜。井上回国后,称赞“吴清源有胜过传闻之才能”,引起日本棋界的高度重视。山崎有民还将吴清源的一些对局谱寄给濑越先生,濑越经仔细研究之后,认为吴清源的棋风与棋圣秀策极为相似,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应尽早予以培养,将来一定能取得杰出的成就。

这一年秋天,濑越先生给吴清源发来正式邀请书,内容如下:

谨启,前几日,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涵,谢谢!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但棋力高强。这次,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许的话,我真想去拜访贵地,与你亲切切磋棋艺。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我深感遗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完成大礼后,到日本留学,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寄到山崎氏那里,在你来日之前,若肯为我研究一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加上我妄下雌黄式的评论,已在《棋道》六月号上登载,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上。因此,务必请你谅解。

搁笔之时,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遥祝你身体健康!

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恐怕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棋士写给12岁孩子的信。濑越先生求贤若渴的远见卓识、虚怀若谷的非凡雅量,在这封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28年,濑越先生又派遣高徒桥本宇太郎四段来到北京,正式考察吴清源的棋力。吴清源执黑弈了两局,以六目和四目获胜。

这样,在中日两国有关人氏的尽力促成之下,吴清源赴日留学一事最后决定下来。日本方面的安排是由望月圭介先生作保,吴清源入濑越先生门下修业,并由大仓喜七郎以两年为一期限,每月支付200元生活费。

有关吴清源赴日之际,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在北京维持治安的靳云鹏将军曾答应送吴清源1000元路费,但在吴清源即将动身时,这位北洋将军正在河南与国民军打仗,不想突然犯了烟瘾,满地打滚,结果一败涂地逃回北京。原答应给吴清源的钱因此降为500元,虽说少了一半,但对吴清源到日本后的生活也很有帮助。

1928年10月18日,14岁的吴清源在母亲和兄长吴浣陪同下,从天津塘沽上船,告别祖国,向那传说是日出的地方进发。当时中日两国棋界都对这个孩子寄予很大期望,而他也没有辜负这种期望。

吴清源初到日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日本棋院究竟授予他几段称号?濑越先生坚持说他完全有三段的实力,但大多数棋士认为顶多授予初段。于是决定按三段资格进行“试验对局”。

这次“试验对局”充满浓烈的国际比赛气氛,这是因为吴清源只是一个14岁的中国孩子,而日本的棋士14岁能入段的都极少,如果吴清源一来就定为三段,许多人感情上接受不了。吴清源第一局对篠原正美四段,执黑中盘胜。第二局对秀哉名人(受二子),此战关系重大,因为按当时的规定,九段让三段三子,只让二子已经是破格对待,这盘棋也就成为年轻棋手们极为注目的一局,对局过程中,他们曾络绎不绝地前来观战。结果吴清源四目胜,秀哉名人评论说:“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随后,吴清源又对村岛纪谊四段黑先五目胜,被正式定为三段。

从1929至1932年这三年时间中,是吴清源来日本后最热心学棋的时期。尤其在黑棋对本因坊秀策、白棋对本因坊秀荣的对局谱如饥似渴地深入研究。那一时期,吴清源段位不高,执黑棋为多,以秀策流为主体,战绩辉煌,获得了“黑先无敌”的美誉。例如1932年的对局成绩是44胜5败1平,晋升为五段。

升入五段之后,吴清源执白增多,由于当时无贴子的规定,若仍然照昔日的小目定式,白棋无论如何会落后于人。吴清源开始打出三三或星的布局,一手占据角地,尽快向边展开。这种思路在吴清源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以小目缔角为传统的日本棋界却受到巨大震动。

这一时期的木谷实,布局总是投在低线位上,但战绩不佳,便不断地改为高线位上投子,开始“比角地更重视中央势力”的摸索阶段。这样吴清源和木谷实这两位年轻的俊杰,在各种棋战中都有意识地打破常规,在布局阶段即占据高位,使对手大惊失色,当时被称为“新布局”,在日本棋界掀起一场革命。吴清源和木谷实运用“新布局”胜率很高,从而鼓动起人们对它的热情,棋手们纷纷模仿“新布局”,棋盘上到处都展开壮丽的“空中大战”。

从幕府初期本因坊算砂开始,日本抛弃中国“座子”制度,开创自由落子。但在3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以“小目”为基础的模式。“新布局”的诞生,使“小目”定式所束缚的布局又得到解放,棋手的思维方法获得自由,棋盘上的世界变得更加宽广。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曾写《新布局的青春》一文,赞扬说:

木谷实、吴清源创造新布局的时代,不仅是二人盖世天才的青春时代,实际上也是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新布局仿佛是一阵春风,她吹燃起青春独具的创造与冒险的热情之火,给棋界带来了绚丽灿烂的春天。虽然继木谷、吴之后,又涌现出了优秀的后来者,但是可以想象,像新布局时代的木谷、吴那样旗帜鲜明地振兴棋坛、划时代的一代新人还未光临。当年木谷、吴创造的新布局,是今日弈苑鲜花盛开的祥瑞。

1933年,正当“新布局”的旋风席卷日本棋坛之际,《读卖新闻》社举办“日本围棋选手权战”,并规定棋战的优胜者可以执黑与秀哉名人一决高低。由当时实力最强的16名棋士参加单淘汰比赛,结果吴清源在最后关头连胜木谷实、桥本宇太郎而获优胜。

日本各新闻报刊都以“不败的名人对鬼才吴清源的决战”那样醒目的标题大肆宣扬,引得全国无数围棋爱好者倾心注目。

当时,吴清源正处于用“新布局”下棋的颠狂时期,思想无拘无束,开局便按照三三、星、天元顺序打了出来。不想这种下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从而轰动朝野。原来吴清源的这三手棋与本因坊家的布局教条格格不入,尤其是三三,在本因坊一门中被定为“禁手”,因此坊门弟子个个怒气冲天。社会上的棋迷们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连连喝彩,另一派则认为岂有此理,“是对名人的不礼貌”,霎时间抗议信雪片般地飞到《读卖新闻》社。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策划和挑起了“满洲事件”,中日关系异常险恶。因此这盘棋从始至终笼罩着“中日对抗”的强烈色彩,社会上的阴风冷雨阵阵向吴清源袭来。正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年仅19岁的吴清源与日本第一高手展开了世纪性的决战。

这局棋从1933年10月16日开始,经过漫长的冬天,直到次年1月19日方宣告结束。按当时的规矩,名人有视情况暂停的权利,因此对他绝对有利。例如第8天,秀哉一开始便将预先考虑成熟的一手棋打出,吴清源仅考虑两分钟便应下一手,而后秀哉长考3个半小时也未落子,即宣告暂停收兵回营。每一次暂停后,秀哉召集弟子们彻底研讨局面,事关日本和本因坊一门的荣誉,坊门弟子全部积极行动,出谋献策,必欲将吴清源打败而后快!

秀哉身材非常瘦小,然而一旦坐在棋盘前,却又显得无比高大庄严,自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气势。面对吴清源的新布局,秀哉依旧采用传统的小目套数,步调略给人以缓慢的感觉。但是他毕竟技艺精湛、老谋深算,因此棋到中盘时,黑棋也只是略微优势。但是在关键时刻,秀哉打了出第160的“妙手”,吴清源终以二目败而终局。

关于第160的“妙手”,传说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四段(当时)想出来的,但也一直未能得到证实。只是在对局的最后一天,吴清源抽空去厕所时,看到对局休息室中,秀哉的弟子们黑压压一片,手中拿着许多棋谱,都是将收官至终局的各种下法彻底研究透的记录。这也说明秀哉与弟子们已经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第160的“妙手”无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事隔15年,1948年时濑越宪作在一次座谈会上曾披露说:“这是一桩秘密,那时被吴清源打过一手之后,苦思冥想的秀哉回府后立即召集弟子们,为考虑下一手棋研究了各种打法。结果采用了还击的那一手(即指第160手),是前田这个弟子想出来的……”尽管濑越先生声明:“此话非正式,不得发表!”但《读卖新闻》仍旧登报泄露出去,结果惹得坊门弟子们勃然大怒,严厉向濑越追究责任,濑越无奈只好辞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职务。

总之,这局棋影响之大,在近代日本围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显示了吴清源的盖世才华,也预告了“吴清源时代”即将来临。

1936年,吴清源加入日本国籍。这是听从山崎有民等友好人士的劝告,他们认为,在当时中日战争已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吴清源若想继续学棋修业的话,不取得日本国籍,终归难以在日本立足。1945年日本战败后,吴清源又恢复了中国国籍。这说明吴清源在日本棋界始终处于“客籍棋士”的特殊地位。日本人从未忘记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中国人也从未忘记他是自己的亲人,并为他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而欢欣鼓舞。

尽管有濑越宪作、山崎有民等友好人士的关怀支持,吴清源在日本的处境仍十分艰难。“吴清源时代”的到来虽然给他带来巨大声誉,但同时也使他成为整个日本棋界的“对立面”,“打倒吴清源”已成为所有日本专业棋手的座右铭。一些怀有民族情绪的日本人不时向吴清源发动攻击和咒骂,更有甚者,投寄恐吓信、往家里扔石头的事件也发生过。今天回顾当时某些人的幼稚行为,仅值一笑。因为乌云终将过去,当中日两国人民再次沐浴在友好的阳光之下,吴清源和他杰出的棋艺活动,也就成为中日两国悠久的文化联系的一种象征。

“吴清源时代”的到来是与秀哉名人的引退联系在一起的。1938年秀哉决定引退之际,将世袭300余年之久的“本因坊”名位转让给日本棋院。有关秀哉这个决定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是吴清源、木谷实等青年俊杰的崛起,本因坊一门并无相应的人才足以对抗。秀哉深感已无法保持“本因坊”的无尚荣誉,遂忍痛做出上述决定。

秀哉引退之后,日本棋坛八段位上空无一人,七段位除濑越、铃木、加藤三长老外,年轻的棋士只有木谷实和吴清源。谁是日本棋界最强者?《读卖新闻》就此举办“吴清源、木谷实擂争十局棋”。为了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决定主要选用座落在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等作为对局场所,这就是日本围棋史上著名的“镰仓十盘棋”。

1939年9月28日,“镰仓十盘棋”第一局揭幕。木谷实执黑,一改“新布局”的风格,占低位坚实取地。吴清源则潇洒地捷足先登,构成大模样,黑棋就此陷入苦战。谁知吴清源在第120手时,不慎走出失着,木谷实猛烈反击造成大劫。此时双方均呕心沥血殊死拼杀,忽然木谷实鼻孔流血侧身昏倒,而吴清源由于棋势不妙,血压剧增,似乎鲜血欲从天灵盖中喷出,只顾绞尽脑汁思考,竟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有读者投书报社质问吴清源说:“当木谷七段鼻血流出,异常痛苦之时,你却佯作不知,只顾继续下棋,这简直太残忍了。你为什么不马上休息一下?你为什么不能说几句照拂的话?你简直是个不懂武士侠义、残无人道的赌棍!”这样的质问自然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旁观者无法理解在这样重大的比赛中,对局者已经进入“无我”的境地,在他眼前出现的只是棋子、棋盘所构成的变幻纷纭的局面,而无心顾及其他。

打劫的结果白棋净损七目,败局已无可挽回。不想在收官的紧要时刻,木谷实也走出失着,吴清源再次挑起劫争,终于实现逆转,获两目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从始至终苦战不休的胜负大较量。

“镰仓十盘棋”至1940年10月第六局下完后,吴清源五胜一败,将木谷实的交手棋份降为“先相先”(即三局中两局执黑)。

“擂争十盘棋”可以说是一场悬崖上的决斗,特别是在争夺棋界第一把交椅的擂争胜负中,胜者名扬四海、誉满天下;败者一蹶不振,棋士生命就此断送。对于吴清源来说情况更为严酷,因为他是客籍棋士,一旦被人打下擂去,就将身败名裂,东山再起的机会实际上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吴清源在10多年时间内,与日本当时所有的最强棋士轮番决斗了10回,下了近百局“十盘棋”,将他们一一降服于脚下。可以说他的无与伦比的光辉业绩,正是在“擂争十盘棋”中建立起来的!

继“镰仓十盘棋”之后,1941年,吴清源与雁金准一八段再次进行“十盘棋”角逐。雁金准一是当时在野的棋界长老,德高望重,有“力战之雄”的美称。这次决斗是应雁金氏的要求举行的,由于吴清源当时只是七段,交手棋份应为“先相先”,但雁金表示,想与吴清源以分先对弈一次。以长老的身份,承诺与后辈的棋手分先对局,即已表明他的不平凡的雅量。但是到第5局结束,吴清源4胜1负遥遥领先。有关人士考虑到雁金先生的名声与健康,决定将以后的对局全部终止。

接着《读卖新闻》社又物色藤泽库之助六段与吴清源对垒。藤泽的棋风简朴坚实,若执黑先投,从不给白棋以可乘之隙,因此被赞扬为“黑先无敌”。但他与吴清源相差两段(吴清源此时已升入八段),故按规定对局为藤泽“常先”(即始终执黑)。赛前大多数人估计,黑棋会以压倒优势获胜。结果吴清源4胜6负,保持“让先”的棋份不变。

中日战争的最后两年,吴清源为生活和信仰所驱使,整日颠沛流离日本各地,完全脱离了棋艺生涯。在他的心目中,再次驰骋棋坛的日子已经不会重返。战败后的日本一片凋蔽,然而有志之士也在废墟上计划复兴大业。1947年7月,《读卖新闻》社派人寻访吴清源,敦请他出山回归棋界,并希望他与桥本宇太郎八段进行“擂争十盘棋”对局。

8月26日,第一局拉开战幕。吴清源虽然执黑先行,但棋艺毕竟已荒废两年之多,结果稀里糊涂败下阵来。棋界人士大失所望:当年的吴清源哪里去了?第2局吴清源执白仍不见起色,尽管他在心里大声疾呼:“绝不能输!”但弈至中盘,行将崩溃的白棋七零八落,已呈必败无疑之势。谁知桥本宇太郎突然开始失常,错着缓手迭出,吴清源终于枯木逢春、乾坤倒转,侥幸获一目胜。瀨越宪作当时十分生气,说:“桥本简直是异常,这样好的棋要是再输掉,马上给我赶出门去!”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到桥本先生该落子时,不知从哪里传来阵阵鼓声,妨碍他继续思考。也有人说:当桥本先生思考时,蜘蛛就从房顶上垂落下来,倒挂在他的眼前……从第3局开始,吴清源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顺风满帆势如破竹,至第八局结束,6胜2负将桥本打到“先相先”的地步。

1948年,《读卖新闻》社又举办吴清源对岩本薰“擂争十盘棋”决斗。岩本薰棋风清淡强韧,有“撒豆棋”之称,当时他从桥本宇太郎手中夺得“本因坊”桂冠,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吴清源毕竟技高一筹,鏖战至第6局时已5胜1负,将岩本薰降了一格。

1949年,藤泽库之助在棋士升段大赛中由八段晋升九段,成为“当代第一人”(秀哉去世后,日本仅有的九段)。由于战前吴清源曾在“十盘棋”擂台上将他击败过。因此日本棋院不得不考虑,藤泽都升为九段,吴清源岂能搁置在八段位上而不顾呢?于是决定举行“吴清源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即集中10名年轻的高段棋手(4名六段、6名七段),让他们轮番向之挑战,作为吴清源的“九段升段试验比赛”。按照规定,吴清源除对高川格、前田陈尔两位七段执黑外,于其他8名六、七段高手均执白棋,而且当时没有贴目的规定。结果吴清源8胜1负1平,被日本棋院赠授九段,时年36岁。

这样,《读卖新闻》社以“争夺真正的名人位之决斗”为题,立即着手筹划“吴对藤泽擂争十盘棋”的计划。这对吴清源来说无所谓,但藤泽却迟迟不肯应战。《读卖新闻》社无奈,只好又匆忙制定吴清源对桥本宇太郎的第二次十盘棋计划。当时桥本刚从岩本薰手里夺回了“本因坊”位,正积极创立关西棋院,是风云一时的实力人物。由于第一次十盘棋吴清源多胜一筹,所以这一次的交手棋份仍规定为“先相先”,结果吴清源5胜3负2平。

然而自从吴清源和藤泽库之助升入九段之日起,就命里注定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经过两午时间的交涉,藤泽终于同意应战。这次十盘棋,曾被称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争棋”。结果吴清源7胜2负1平,将藤泽降为“先相先”。为此,社会上的一些知名人士呼吁说:“早该授予吴清源名人位了!”这虽然只是一部分人的意见,并未得到广泛响应,但实际上吴清源已成为日本棋界的“第一人”了。1952年,吴清源与藤泽库之助再次进行“擂争十盘棋”,交手棋份为“先相先”。弈至第6局,吴清源5胜1负,将藤泽击退到定先的地位。据说第6局时,藤泽害怕被击败后有损日本棋院的名誉,故而怀揣辞呈前来对局,如此重大的比赛对棋手产生的沉重压力,于此可见一斑。

1953年,《读卖新闻》社继续主办吴清源对坂田荣男的“擂争十盘棋”。当时的坂田八段是后进棋士中的杰出代表,在各项棋战中都取得超群的成绩,他那剃头刀般犀利的棋风、略带苦涩味的坚忍意志,都预示着他的全盛时期即将到来。广大棋迷也都热切期望,吴清源与坂田进行一场正式的生死决斗。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棋战中,吴清源以6胜2负的成绩将坂田降格到“定先”而高奏凯歌。

至此,吴清源已横扫日本棋坛。但还有一个人当时已四次获得“本因坊”冠军,他就是高川格。高川的棋风被人称作“流水不争先”,但严谨的大局观和良好的均衡感觉,使他前后共获得9次“本因坊”的头衔。战后吴清源丧失日本国籍以及日本棋院正式会员资格,只被赠予“名誉会员”称号,因此他不能参加每年一度的“本因坊”战的角逐。但人们常说:“吴清源若参加‘本因坊’战,肯定是稳操胜券!”为此,主办“本因坊”战的《每日新闻》社决定:自1952年起,每年举办吴清源与“本因坊”无贴目的三盘棋对局。到1955年,吴清源与高川格在“三盘棋”中,共角逐12局,吴清源11胜1负。因此吴清源又成为高踞“本因坊”之上的超级棋士。在人们的印象中,高川格只要与吴清源交手是上来即输,因此普遍认为他不是吴清源的敌手。但是纵观日本棋坛,已经找不出能与吴清源分庭抗礼的人,因此《读卖新闻》只得将高川格拉出来,作为吴清源“擂争十盘棋”的最后压轴大戏。1955年7月,《读卖新闻》社发出如下通告:

经常为读者介绍最高对局的敝社,决定再次举办吴清源九段与高川本因坊秀格擂争十盘棋之决战。

天才盖世的吴清源自崭露头角以来,人们连年不断地惊呼:谁能击败吴氏?然而被视为当代最强者的雁金、木谷、桥本、岩本、藤泽、坂田等老将新秀皆败于吴氏手下。嗣后,正值众称吴氏难寻轩轾之敌的时刻,一位孜孜不倦地埋头钻研技艺、终于打破前人纪录、建立了“本因坊”四连霸伟业的人出现了,他就是高川氏。因此,敝社在此宣布:又一场世纪性的决战将震惊天下!

……

这一次决战的结果,吴清源在第8局结束,已经6胜2负,将高川本因坊降服。

吴清源自战前的“镰仓十盘棋”开始独霸擂台,连续15年,将日本所有一流棋士与之对局的交手棋份,不是降为相差一段的“先相先”,就是降为相差二段的“定先”。这15年,是他建立辉煌业绩的全盛时代,因此被称为“昭和之棋圣”!

1987年,日本《围棋俱乐部》征求当今超一流棋手,如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大竹英雄等人的意见:谁是围棋史上最强者?虽然也有人举出道策、秀策,但他们一致认为吴清源最强!因为在他全盛时期是所向无敌的。武宫正树曾推崇吴清源是代表昭和时代的伟大巨人。他说:“吴先生富于独创性,他创造的新手、新定式不胜枚举。如果说现在我们作为职业棋手感到很光荣,有一半是托了吴先生的福,那也并非言之过分。吴先生给予现代围棋界的影响就是这么巨大!”

(2)民国时期的国手

民国初期可以算作国手的人,有张乐山、汪耘丰等人,后起的国手大致有顾水如、王子晏、刘棣怀、过惕生等人。

张乐山,安徽合肥人,曾任山东某县县令,工书善画,嗜棋如命。一日方与客弈,因争一劫而难解难分,有朝廷钦差过境,竟未前去迎接,因而被劾罢官。乐山的棋艺在北方颇负盛誉,其人也一向自视甚高,平生从未与周小松亲教,视为憾事。

清末宣统年间,日本高部道平五段首次来中国时,耆宿丁礼民因年衰而不能应接,勉下二局,由张乐山接替,受先不敌又改为二子,前后共下过七十二局,结果高部竟胜五十九局。乐山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高手,不料遭此惨败,不仅中国棋界深为震惊,就连日本棋界也大惑不解。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我国棋界如梦初醒。小小棋枰上的输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国家的落后状态和政治机器的腐朽。长期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使国家遭到莫大损害,而且给围棋这样的智能艺术也造成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教训是惨痛的,近代的前辈棋手只好含泪吞下这颗苦果,开始学习和模仿日本的围棋理论和技术,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让他们突破自身的束缚,迅速赶上国外先进水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势子”制度的废弃,并开始采用日本新法,乐山是最早承先启后者。1912年病殁于上海广慈医院。

汪耘丰,名富,北京人。民国初年的国手之一,乃北方名手刘云峰的高足。周小松晚年授二子者,以刘云峰为最强,因此汪耘丰也可算做小松的再传弟子。刘云峰籍贯江南,但常年住在北京,周旋于满族亲贵间,遂成为北方棋坛的领袖人物。而汪耘丰是北方人却好游江南,晚年在上海时,每日必去茶楼,到即拉人对局,性格爽朗,不计黑白高下,眼明手快,善等漏着取胜。对手思考时,辄取书报翻阅,若不经意。有一次,汪耕丰与上海名手吴祥麟对局,祥麟一块棋被围,经冥思苦想走一着棋,满以为可活,谁知耘丰看都不看,舍此而走它处。原来这块棋再走一着仍是死棋,俗称“后手死”是也。所奇者耘丰一眼便知,祥麟久算仍迷。旁观者多喜欢快棋,因而大多对耘丰有好感。

民国初年,日本绰号“独眼龙”的广濑平治郎七段来华,耘丰首先应战,初盘采用传统古法“金井栏”定式,广濑对此定式不甚熟悉,应对有差,结果吃了大亏。回到寓所苦思善策,通宵未眠,这段逸事曾轰传一时。

耘丰编有《阅秋吟馆弈选》,采列同时高手对局,以窥新旧交替的时代风格。逝世时年约八十岁。

顾水如(?—1970年),名思浩,嘉兴枫泾人。枫泾地方不大,清末却出了三位围棋名手:程善初、陈仲专、方金题,这三人都从周小松受二子。水如幼年,与其兄月如一起,受这些名师的启发指导,于棋艺已打下扎实的基础。二十岁左右去上海,出入茶楼棋座,与诸名手角艺,成绩颇佳,一时轰动棋坛。

1914年,顾水如到北京,与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累战不下百局,因技艺不俗,年轻有为,为段祺瑞、汪有龄所赏识。1915年被选送日本留学深造,结识名手濑越宪作、广濑平治郎、野泽竹朝等,系统研习日本围棋,是我国棋界出国观察学习的第一位棋手。

归国后,水如先在上海主持《时报》围棋栏,又在天津《商报》辟围棋栏,介绍日本围棋发展状况。后来去北京供职,为段祺瑞座上客。日本一些高手访华,因多是旧时相识,尝与招待联系,濑越宪作并曾住在他家里。此时水如名至望归,俨然成为棋坛领袖。1933年后因段祺瑞下野,水如又移居上海,曾与过惕生共同组织“上海弈社”。1937年“中国围棋社”成立,任甲组指导,1942年日本棋院授予四段称号。

水如的一生,对宣传日本围棋新法有很大贡献,他很重视培养人才,著名棋手吴清源、陈祖德少年时,都曾受其悉心指导,并予以鼓励揄扬。

水如1971年病逝,年近80岁。

王子晏(1892—1951年),名咸熙,浙江嘉兴人。年轻时出入上海茶楼棋座,初从吴祥麟授九子,逐渐升至对子,终乃超越。与茶楼诸棋手较量,屡战屡胜,当者披靡,成为上海棋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张澹如遂安排他在自己的“证券交易所”当会计,挂名支薪,俾能专心研究棋艺。

子晏的棋风稳健细致,官子功夫尤深。从民国期间的几次中日围棋交往来看,我国棋手败退者居多,唯独子晏能应付,取得较好的成绩。据他自订棋谱云,从1920至1930年十年中,他与日本棋手共弈49局,其中胜34局,负12局,平1局。这一成就不仅受到日本方面称赞,对于提高我国棋手的自信心,也曾起了相当作用。

30年代后,子晏因患肺病,对局减少。晚年在自己家中创办“正风棋社”,组织“正风棋队”,从学者尚有在沪的日本人。社内制定学员考核制度,按比赛成绩授予段位,是我国私家实施段位制的创始者。

子晏还撰著棋书多种,稿本未刊。只有遗稿《官子指南》,解放后在《围棋》月刊发表。

刘棣怀(1897—1979),名昌华,安徽桐城人。早年从僧可慧学弈。可慧湖南人,名手丁礼民授以三子。棣怀不及见丁礼民,得可慧指授,不久便与之相抗衡。继而北上参加段祺瑞家棋会,他不打谱,不循常规,以扭杀见长,有“刘大将”之称,年未三十而蜚声北地,成为段门中年辈稍后之翘楚。

30年代,刘棣怀在上海与日本三、四段棋手对弈中,成绩颇佳。抗战时,刘棣怀西上,转战贵州、广西、四川一带,棋艺日进。战后来上海,在沪诸强已均难与敌。1942年,被日本棋院授予四段称号。

建国后,刘棣怀夺得两届全国冠军,50年代,曾雄踞中国棋坛之首,与过惕生并称为“南刘北过”。这时他的技艺日臻成熟,将中国中盘扭杀的传统,与日本重视布局、讲究棋理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力战型的剽悍犷野的棋艺风格。并在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华时,击败了七段棋手濑川良雄。

刘棣怀著述颇多,如《怎样下围棋》、《围棋定式基本知识》、《围棋布局初步》、《围棋中盘战术》、《围棋官子常识》等等,对于普及推广围棋,起到相当作用。

过惕生(1970—1989),安徽歙县人。自幼喜爱围棋,年轻时在弈风如炽的皖南地区已很知名。1929年在上海结识顾水如,了解到日本围棋的发展状况,从此苦心研究日本围棋的理论和实践,并率先应用吴清源、木谷实“新布局”的手法,这对他后来成为国内棋坛的翘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2年加入顾水如创办的“上海围棋社”。后移居北京,创办“四宜轩弈社”,成为北京弈坛的重镇。在黑暗的旧时代,为振兴我国的围棋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

解放后,过惕生在1957年、1962年,两度获取全国冠军。他深明棋理,局势的均衡感觉尤为出色,行棋气魄雄伟、胆略过人,与刘棣怀同被誉为“一代大师”。

过惕生心胸开阔、平易近人,提携后学不遗余力,是著名九段棋手聂卫平的启蒙老师。曾先后编写《围棋名谱精选》、《围棋战理》、《古今围棋名谱鉴赏》等书。

----转自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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